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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任何国家来说,实现现代化是必须面对的。自科学革命以来,人类智识水平不断增进,生产力、社会形态和生活面貌发生巨大改变,现代化的意义空前凸显。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复杂多样,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。中国式现代化则探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。

20世纪70年代,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西里尔·布莱克(Cyril Edwin Black)的《现代化的动力》一书率先引发现代化问题的广泛讨论,学术界对于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有着不同的认识。撇开东西方的制度差别,现代化主要有两种实现方式。

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现代化,依靠个人的主动性和市场能量,经济繁荣建立在自由主义市场的基础之上。西方式现代化是这一类的典型。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,一些欧洲国家率先取得现代化的成功,尤其是新教国家。正如马克斯·韦伯(Max Weber)所言,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(如英国、荷兰)。而在另一些国家,因为迫切需要克服长期的封建分裂(如意大利)和经济落后(如葡萄牙、西班牙),现代化进程则相对迟缓。

直到18世纪中叶,工业革命导致西欧城市人口的集中,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、经济、法律、政治、科学、教育改革,有别于封建君主制等旧传统的西方现代制度逐渐建立起来——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、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、民族国家、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一波现代化起初是为应对生产人力不足、节省成本等问题,通过改良蒸汽机、发明飞梭纺织机、制造蒸汽火车头以及蒸汽轮船,触发了工业革命。西方的发明先驱们可能并未预见这些技术将改写历史、影响后世。换言之,对西欧、北美来说,现代化并不是事前安排好的、有目标、有步骤的行动,更多是自发产生的。

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并非神圣可嘉,而是建立在殖民帝国的征服掠夺基础上。17世纪起,西欧开始跨洋殖民和帝国建设的进程,横征暴敛、黑奴贸易、殖民屠戮成为其在随后几个世纪最显著的特征。通过对殖民地、半殖民地的掠夺,西方在财富、资源等物质力量上远远领先于全球。

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,主要是后发国家通过政府手段,利用市场力量,集中资源投资于建设国民经济,实现国家的根本性发展。中国式现代化是这一类的典型。

中国式现代化更多是自觉发展起来的,拥有远大理想、长远目标和分阶段的完整科学体系。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清朝的大门,部分中国人开始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。从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,中国人不断尝试,都未能踏上现代化的正确路径。直到中国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,建设社会主义国家,中国开启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进程。凭借坚持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、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智慧,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领导中国人民实现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高速度的经济增长,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,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式现代化靠的不是西方战争、殖民、掠夺的老路,而是一条勤奋、坚韧、吃苦耐劳、共同富裕的新路。中国清醒地认识到,要实现现代化,应从工业化开始。全球经验也表明,工业化带动现代化是必由之路。秉持改革动能,中国打开国内市场,大力吸引外资,撬动人力资源,兴办各类型企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,积极发展出口贸易,并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,积蓄了大量技术创新动能。

如今,中国已建成门类齐全、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,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,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首位,有“世界工厂”之称。中国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1.4万亿元人民币(约4.84万亿美元),占全球比重近30%,是美国(约2.3万亿美元)的2倍多。

不仅如此,中国式现代化还提倡“美美与共”,带动和造福世界其他追求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。2021年,中国生产了全球近30%的商品,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.6%,超过G7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总和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将中国经济与亟待改善基础设施、实现经济飞跃的发展中国家紧密结合起来。中国不断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,提出全球发展倡议、设立“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”,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。

2021年7月,位于老挝首都万象的中老铁路逢通特大桥完成架设。作为“一带一路”标志性工程,中老铁路于2021年12月全线通车运营。谢永彬 摄

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的背后,都有一套特殊的话语和价值标准。西方现代化之所以推向全球,不仅是因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几乎都是西方发达国家,更因为它们利用其在国际舞台上主导的话语权,以西方价值标准构建西式现代化的叙事,模糊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分。

西方价值观崇尚个人主义。在西方政治话语中,个人被认为是理性的,拥有上帝赐予的权利,处于这一价值体系的中心位置。在法国大革命推动下,个人主义与国家传统文化相结合,创造并扩展了民族国家概念。三权分立和选举民主成为西方国家的决定性政治特征。与此同时,个人主义裹挟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,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负面现象,侵蚀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根基。在西方文化倾销下,一些拥有丰富自然和人力资源但却弱小、贫穷的发展中国家,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模式为样板,推动生活方式的西化,但却未能富强起来,最终沦为“没有现代化的西方化”。

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并非易事,盲从“先进”、失去独立性,又可能落入各种“发展陷阱”。对中国传统社会而言,集体主义有创造性,个人主义则具破坏性;然而随着近代以来“个人”重要性的提高,中国人越来越重视“集体”和“个人”的协调,追求国家利益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。

在具体实践中,中国坚持社会平等公正,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倡导先富带动后富,拒绝“弱肉强食”的丛林法则,打破现代化的资本逻辑,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,消除绝对贫困。其结果是,中国式现代化以平等、公平、正义为鲜明的价值导向,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石,不断设定战略发展新目标,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,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,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。通过立足自身现实,中国式现代化拒绝以西方民主为“标准答案”,非常重视有效治理。例如,官员的选拔与提拔基于其政绩和专业素质,以及在大变局中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能力。

今天,许多国家走上现代化和改革的道路,中国的经验备受瞩目。中国最高领导人习指出,现代化不是单选题。历史条件的多样性,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。现代化的具体形式应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,呈现不同特点。中国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的垄断,探索出一条现代化新路径,为其他国家制定自己的增长和发展计划提供了启示和借鉴,有助于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。(完)

戴维来,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,外交学博士。兼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,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学者,新华社《半月谈》特约评论员。主要从事中等强国、中国话语、美国政治思潮等问题研究。出版专著合著5部,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,获得省部级科研奖项二等奖1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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